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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城市竞争力榜单来了:“东降中升”,合肥、南昌领跑中部城市群

2021城市竞争力榜单来了:“东降中升”,合肥、南昌领跑中部城市群

本报(chinatimes.net.cn)记者徐芸茜 见习记者 张琪 北京报道

城市发展和中国经济发展息息相关,城市经济同样也是国家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2021年中国城市经济竞争力格局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

11月2日,《中国城市竞争力报告No.19:超大、特大城市:健康基准与理想标杆》(下称“报告”)在北京发布,报告对中国291个城市的综合经济竞争力进行评价研究发现。

报告显示,2021年综合经济竞争力排名前十城市依次为:上海、深圳、香港、北京、广州、苏州、台北、南京、武汉、无锡;2021年综合经济竞争力排名中,上海超越了香港、深圳,居综合经济竞争力第一。

从报告中可见,2021年,头部城市排名基本稳定,区域中心城市仍引领全国;总体来看,“南高北低、南升北降”趋势持续,但“东降中升”的趋势开始出现;从层级来看,二线城市内部差异较少,竞争激烈;从城市群看,中部的合肥城市群、南昌城市群上升幅度最大。

眼下,新的城市发展格局已经展开,新的城市发展趋势和城市发展角度成为了关注重点。中国社会科学院城市与竞争力研究中心博士徐海东对《华夏时报》记者表示:“‘东降中升’开始出现,特别是中部城市群上升的幅度较大,中部城市正在崛起。”

国务院参事室特约研究员、国家统计局原总经济师姚景源表示:“并不是光有人口就有竞争力,而是需要更多分项指标和维度。”

上海居榜首,中部城市群上升幅度大

在此次发布的报告中,最值得关注的就是上海上升2名,超越了香港、深圳,居中国城市综合经济竞争力第一。

报告指出,2021年,上海综合经济竞争力指数和经济增量竞争力指数均为1.000,排名全国第一,但经济密度竞争力指数为0.756,较北京、深圳、香港、台北略有逊色。其中,从经济竞争力的5个解释性指标来看,营商硬环境和全球联系指标是上海经济竞争力的绝对优势,均居第一;其次是生活环境、营商软环境,分别居第二和第三;当地要素排名第二,仍有进一步提高空间。

综上,可明显看出上海城市的短板。深圳、上海、香港、北京是中国最具竞争力的城市。在具体分项指标上,上海、深圳、北京和香港的间接融资便利度和专利申请数指标位居前四位。而青年人才比例相对较低是上海当地要素竞争力的唯一短板。

除了上海位居榜首这一亮点引人注意,众多城市群的发展也有了很大的变化。

报告中指出,从城市群指数角度来看,长三角城市群的综合经济竞争力要显著高于其他城市群。与此同时,出现成熟城市群开始扩散、成长城市群稳步提升的现象,成熟城市群已经由聚集开始转向扩散。

具体转向扩散的表现为,长三角城市群中的上海、苏州、杭州、南京等城市已经逐步引导周边城市提升,珠三角城市群的深圳、广州和东莞也是如此,这些中心城市的综合经济竞争力排名基本维持不变,而周边城市的综合竞争力大部分处于上升状态。

成长的城市群在稳步提升。报告中指出,合肥城市群、南昌城市群、中原城市群、武汉城市群的综合经济竞争力排名均处于上升状态,其中,合肥、南昌城市群总体排名上升了6.75名和6名,远超其他成长城市群。

值得注意的是,合肥、南昌这类正处于上升状态的成长城市群均位于中部地区,这并非偶然。

徐海东对《华夏时报》记者表示:“‘东降中升’开始出现,特别是中部城市群上升的幅度较大。中部城市正在崛起。”在今年的综合经济竞争力排名中,中部城市平均上升了2.25名,其中,有46个中部城市的排名处于上升状态,占所统计中部城市数中6成以上;而东部城市排名平均下降1.42名,有近半数东部城市出现排名下降。从城市群来看,中部成长的城市群,如合肥城市群、南昌城市群、中原城市群、武汉城市群的综合竞争力排名均处于上升状态,上升幅度较大,这些城市群排名分别上升6.75名、6名、4.07名、2.36名,特别是城市群的非中心城市的排名处于总体的上升状态。

“总体来看,‘南高北低、南升北降’趋势持续,但‘东降中升’的趋势开始出现。”徐海东表示。

城市发展需更多分项指标和维度

在大多数的认知中,人口或者人才多往往意味着一个城市的竞争力较强,但国务院参事室特约研究员、国家统计局原总经济师姚景源并不这么认为。

姚景源在报告会上提到:“并不是光有人口就有竞争力,而是需要更多分项指标和维度。”在他看来,过去一些城市搞行政区划,做大城市就把一些市撤了,撤并后人口就上去了,经济总量也上去了,但从报告来看,报告分解为多项指标,比如可持续竞争力、经济活力、科技创新等,这些分项指标还是与新发展理念紧紧吻合在一起的,比如科技创新要成为第一动力,人才创新成为第一资源,绿色发展、协调共享等等。因此,对城市要形成一个概念,过去特大城市划分用人口规模,顶多再加一点经济总量,当下,要实现第二个百年目标,就要实现更新发展内核。

而对于城市化的理解也应该与时俱进。姚景源表示,原来很多人对农民进城、城市化是有误解的,过去是计划思维,比如农民离乡进城,要先到四线城市再到三线城市,再到二线城市。然而现在,农民一脚就可以迈到超大、特大城市,因此导致三四线城市就出现了很多问题,比如房价等,这些都是有关联的。

所以,在姚景源看来,超大、特大城市能有一个健康的标准非常重要。“经济学+社会学+人的心理学,就是一个综合学科了。”姚景源指出,城市发展现在应当讲综合学科,用新的学科和理念来讲城市、大城市、超大城市的健康基准。

责任编辑:徐芸茜 主编:公培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