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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会行业40年人物系列专访】周秋光:向历史取经,做中国的基金会

【基金会行业40年人物系列专访】周秋光:向历史取经,做中国的基金会

【编者按】本栏目由华夏公益会客厅与中国基金会发展论坛联合推出,借由中国基金会行业发展40年之际,特别专访业界知名人士,畅谈中国公益慈善事业发展的过去、现在和未来,对中国基金会行业走过的40年历程予以不同的观察和解读,带给社会各界人士对公益事业的深入理解和立体认知,为构建公益事业更好的未来而共同努力。

本期采访湖南师范大学慈善公益研究院院长周秋光。他自1977年在湖南师范大学任教,学术生涯的黄金时期伴随着中国基金会行业40年的发展。机缘巧合,他成为建国后最早研究慈善的拓荒者之一,并多次在基金会行业相关交流活动中分享自己的研究发现。他欣慰年轻基金会和年轻从业者的开拓创新,也遗憾当代慈善研究与历史的脱节。在他看来,基金会的健康、有序、稳定发展,是一个长期、艰巨、复杂的任务,要有敢打敢拼的劲头和长期奋斗的打算。

本文经嘉宾确认发布,仅代表嘉宾观点,不代表本平台立场。

文/中国基金会发展论坛

CFF:40年,对您意味着什么?40年前,您在哪里?您个人从业经历了哪些变化?研究公益慈善事业在您40年历程中重要性如何?

周秋光:40年前,我们国家刚开始进行改革开放,社会各界都呈现出一派新面貌。而我们个人的发展和国家的发展脉络是息息相关的,人人心中都有抓紧时间学习工作的紧迫感和使命感,想把失去的时间抢回来。对我来说,从熊希龄研究到慈善史研究,从孤军奋斗到团队作战,这40年也是我人生中非常重要的阶段。

40年前,我在湖南师范大学工作,我是1977年从湖南师范学院(后改名湖南师范大学)毕业并留校任教,当时我还算个学术新人。最开始是自己做研究,后来成为博士生导师后,我带领着一批批硕士和博士,开展学术研究,先后完成了几项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可以这么说,这40年是我学术生涯的黄金时期。现在我的很多学生都活跃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开展学术研究,我非常欣慰。

我的个人从业经历的变化,主要是学术研究方向的转变。我的学术旨趣最早来自我的恩师林增平先生。一个偶然的机遇,我的恩师带我到湖南人民出版社选题,当时有国务院古籍整理项目,热门项目都被大家挑走了,《熊希龄集》这个项目还没有人选,当时的学术界对熊希龄的评价很低,认为他在袁世凯解散国民党的乱命上副署,是袁世凯的帮凶。我当时也是年轻有冲劲,加上我之前对熊希龄就有一定的感性认知,于是我毫不犹豫地选了《熊希龄集》这个项目。

为了完成这个项目,1983年和1984年我两次前往北京和上海查资料,一去就是三、四个月。在北京和上海翻阅了几乎当时所有的报纸,主要有《申报》《时报》《新闻报》《时事新报》四种,成为国内学界最早使用报纸进行研究的学者之一。项目研究道路很艰难,经过不懈努力,从1983年到1996年,我陆续出版了《熊希龄传》《熊希龄集》等著作,可以说我研究熊希龄是一种缘分。通过研究熊希龄,我逐渐发现熊希龄在民国时期开展了很多慈善活动,例如创办香山慈幼院等。当时国内几乎没有学者专门研究慈善史,我觉得这是一个机遇,下定决心来研究慈善史,这也是我个人研究方向的一个重大转变。

公益慈善事业的研究几乎与我这40多年的学术生涯相始终。40年来,我的主要精力都放在了公益慈善研究上。一直到现在,公益慈善事业研究依然是我的主攻方向。我指导的硕士、博士也研究公益慈善,很多学生毕业后也在从事相关研究,可以说是初心不改。

【基金会行业40年人物系列专访】周秋光:向历史取经,做中国的基金会

2018年,周秋光出席中国基金会发展论坛湖南峰会

CFF:这些年来,研究公益慈善/基金会事业给您留下哪些美好回忆?给您带来最大成就感的一件事是什么?又是否留下过任何遗憾?

周秋光:研究公益慈善给我留下的美好回忆有二。一是我从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研究熊希龄,因为研究熊希龄而研究慈善,而研究慈善在那时是学术禁区,建国后有近30年不谈慈善。1985年我与先师林增平教授合署的《试论熊希龄》一文在《湖南师范学院学报》第5期刊出,成为那时国内大陆最早对慈善叫好和对民国时期的大慈善家熊希龄的慈善行为予以充分肯定的文章。1988年我在《湖南文史》第2期发表《熊希龄的救灾办赈活动》。1991年我在湖南教育出版社出版《熊希龄与慈善教育事业》一书。我的这些慈善研究成果,比1994年2月24日《人民日报》发表《为慈善正名》的社论还要早好些年。故我有幸成为大陆建国后最早研究慈善的拓荒者之一。

二是我在1996年完成《熊希龄集》(三卷本)和《熊希龄传》后,又用23年的时间完成了《红十字会在中国》(独著)、《中国慈善简史》(合著)、《中国近代慈善事业研究》(三卷本,主编)、《中国慈善通史》(八卷本,主编)四项成果,并将研究慈善走出大陆,与香港、台湾开展学术参访与交流。同时又走向国际,先后应邀赴美国、德国、澳大利亚、日本参加慈善学术研讨会和访学。并于2019年10月与湖南省慈善总会发起在长沙举办了“回顾与前瞻:中国慈善史研究的理论与实践”国际学术研讨会,并在会上办成两件大事:一是签订了中日韩三国慈善学术交流备忘录。二是成立了中国社会史学会慈善史专业委员会。这是研究慈善公益给我留下的美好回忆。

要说给我带来最有成就感的一件事,就是我在2007年获得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中国近代慈善事业》立项和完成结项后(2013年出书),又于2011年获得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慈善通史》立项,我整合了国内12所高校慈善史研究的优势资源,组建了20余人的研究团队,用7年的时间完成了该项目,于2018年顺利结项,现出书在即。

留下的遗憾主要包括几个方面。

第一个遗憾是慈善研究存在壁垒,研究当代慈善的学者与我们这些研究慈善史的学者是脱节的。研究当代慈善的学者多只立足于当代研究慈善,较少关注历史,因此与研究慈善史学者产生了一些隔膜与误解。比如说在慈善的定位上,当代慈善研究学者多认为慈善是社会保障的一个组成部分,但我们认为慈善是社会保障的重要补充,不属于社会保障。还有就是今天的慈善法应该叫慈善公益法,虽然后来定名为慈善法,但因为无法绕开公益,只能提出大慈善概念。

第二个遗憾是我们慈善史研究成果的转化问题。这方面我们做的还是不够,当然这不仅是我们研究者的原因,也有多方面的原因,政府部门和各方面包括我们研究者,要共同致力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慈善事业。

第三个遗憾是慈善人才的培养。慈善法意见稿中原有建立慈善学科的表述,但后来被取消了,期待在新修订的慈善法中能够把这一缺失补上,没有学科无法培养专业人才,有了专业人才才能更好地推动慈善事业发展。

CFF:您与曾桂林老师所著的《中国慈善简史》是我国最早的慈善历史研究专著之一。在书中,您提到对中国历史上的社会慈善事业进行研究,可以通过对前人办理慈善事业成败得失的总结,为当前各项社会慈善公益事业提供历史的启示和现实的指导。在您看来,我国慈善历史有哪些经验值得当下我国基金会行业借鉴和传承?

周秋光:在书中,我已详细说明了民国时期创办的成熟的慈善事业实践与基金会运营模式,如1920年熊希龄创办的香山慈幼院与1932年他捐出全部家产创办的“熊朱义助儿童幸福基金社”。关于历史经验的借鉴与传承,我认为当下我国基金会等慈善公益组织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向传统慈善取经。

一是在制度建设方面。中国传统慈善向来重视法制建设,如民国时期,政府就比较重视运用法律手段来调整和解决慈善事业发展,慈善组织的设立、监管、税收优惠、捐赠及褒奖等方面遇到的各种社会利益关系,陆续出台和确立了较为完整的慈善法律体系。因此,当下我国基金会行业的健康有序发展,除强化自身建设以外,更离不开政府法律上的规范与政策上的引导。这里的制度建设包括内部治理结构和外部监督方式。一方面,我们今天的很多基金会,缺乏专业化管理机制。没有组建自己的专业队伍,很多理事会形同虚设,理事会的理事长由捐赠人担任,理事会成员由企业工作人员兼任。民国时期部分慈善组织已经建立了以董事会制为主体的成熟的内部治理结构,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值得今天的基金会借鉴。另一方面,目前第三方评估机构缺位,无法对基金会进行有效监督。民国时期建立了较为完善的第三方评估机构,例如会计师制度。慈善组织聘请会计师查账,借以提升自身公信力,赢得社会信任。总的来说,像基金会行业组织、第三方评估机构建设的外部监督是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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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从经济角度考量。慈善事业的可持续发展离不开殷实的物质基础。中国传统慈善事业尤其到了近代迎来了大发展时期,一个重要的因素在于近代洋务企业及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伴随着新的经济形态的产生,在近代催生出新兴的绅商阶层,诸如盛宣怀、周学熙、张謇等人,他们融官、绅、商于一体,既涉足政坛,又经营企业,同时热衷于慈善公益事业,屡屡用经营企业所得资金赞襄慈善公益事业。今天,部分基金会资金管理机制不完善,筹资渠道不通畅,难以找到捐助;基金会资金保值增值的办法不多,资金使用效率不高等。民国时期慈善组织采取包括彩票、义演、义卖在内的多样化的筹款方式,募集到相当数量的捐款,这非常值得借鉴。如今,“慈善晚会”“福利彩票”等活动措施的盛行,正是来自于历史经验。同时,从经济发展的角度来看,当前我国迎来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市场经济高质量发展,历史经验留给当代民营企业家的启示是:要勇于担当,服务社会,秉承“实业报国”的精神,助力推动慈善公益组织的健康发展。

三是从文化视角出发。中华传统文化孕育了优秀的慈善文化传统,诸如儒家讲求“仁爱”、佛教讲求“慈悲”、道家讲求“积德”等,都蕴含着传统文化中救人济世、福利民众的优良美德。这些优良的传统美德对于构建当今社会精神文明建设依然具有深远意义。因此,当前包括基金会在内的各类慈善公益组织要不断从传统文化中汲取养分,练好内功,才能更好地服务社会。慈善的外在形式可以有很多种,但精神文化的核心是不变的,即慈善的本质特征不会变:一是动机上的“为人”与“无我”;二是行为上的民间性而非政府性;三是功能上的社会利益调节器与再分配形式。我们讲“慈善文化”,就是要将慈善的核心内涵在各类慈善事业中发扬。

CFF:您在2018年中国基金会发展论坛湖南峰会的发言中提到,“现有的基金会多注重向外国基金会学习与模仿其运营方式,缺乏向本国的历史研究发掘与取经”。您认为,哪些原因导致我们忽视对本国慈善历史的挖掘?

周秋光:关于对我国慈善历史挖掘的忽视问题,既有历史的因素存在,也受现实客观影响。

首先是新中国成立后,政府把慈善事业定性为“统治阶级欺骗与麻痹人民的装饰品”。无论是本国人开展的慈善活动,还是外国传教士在华创办的慈善事业,都被视作伪善之举。从20世纪50年代末至60年代初,政府对原有各类慈善机构进行取缔、接收和改造,着手建立新的福利机构和设施。在这样特殊环境下,人们闭口不谈慈善,民间慈善事业存在的社会条件不复存在。与此同时,相关慈善事业研究成为学术“禁区”,此后慈善事业发展和学术研究都有一个长达30年的断层。

其次是改革开放后,慈善事业研究特别是历史经验研究不够深入,使得基金会难以借鉴历史经验。改革开放后慈善事业的复兴带来了慈善史研究的复兴,慈善史研究队伍逐渐庞大,研究范围逐步扩展,古代慈善事业、近代慈善事业研究都有了长足进步。在肯定成绩的同时也应该看到,目前慈善史研究中重复研究较多,大多数是针对某一个慈善机构、某一次慈善活动的具体研究,缺少现实关照性。研究当代慈善事业的学者多从社会学角度展开研究,研究慈善史的学者则较少关注当今慈善事业面临的具体问题。慈善史研究与当代慈善事业现实之间的通道尚未打通,慈善史研究没有做好为现实服务的工作,基金会在需要历史经验借鉴时,难以寻找到适合的历史经验。打通慈善史研究与慈善事业现实需要的工作,仍须学界同仁继续努力。

再者,慈善专业人才的不均衡也加剧了这种情况出现。目前各基金会的管理人员大多是管理学专业出身,慈善专业出身或者慈善史专业研究者相对较少。国外基金会在其自身优势以及制度环境下发展势头良好,相对来说发展更为成熟,这让我们产生了学习和模仿的强烈意愿。从专业角度出发,国内的基金会也更愿意向外国同行学习,缺少主动借鉴本国历史经验的自觉。这方面需要政府和学界共同努力,对他们进行引导,让他们多借鉴本国历史上的成功经验,促进基金会的稳步发展。

CFF:您在多篇文章和演讲中,强调要加强当代慈善文化建设,并认为中华慈善事业的存在与发展与中华慈善文化的传承与创新紧密相连。《中国慈善简史》一书附录一中梳理了中国慈善事业大事记。您认为,自改革开放以来,哪些事件极大地影响和塑造了我国当代慈善文化?

周秋光:慈善文化是慈善事业生命力的延续和再现,它是社会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包含着文化应有的物的(表层)、心的(里层)、心物结合的(中间层)三个层次。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慈善事业从“小慈善”转变为“大慈善”,从单一慈善救助拓展到社会公益各领域,当代慈善文化是从中断走向逐步发展的,如组织机构、法规章程的完善化,慈善主体覆盖的多元化等等。在我看来,主要有这些事件影响颇深。

一是1994年2月,《人民日报》发表《为慈善正名》社论,其中明确提到“社会主义需要自己的慈善事业,需要自己的慈善家”。久违的“慈善”二字重新以正面的形象回归报刊。慈善事业销声匿迹了40余年之后终于有了新的生命,表明中国政府对慈善事业的态度从排斥变为支持。政府态度的转变,为之后的慈善事业发展和慈善史研究奠定重要基础。

二是1994年4月,中华慈善总会的建立标志着慈善事业的快速发展。在此之前,在中国从事慈善活动的社团组织多是地区性的组织,中华慈善总会是当时第一家全国性的慈善组织。从《为慈善正名》社论的发表到中华慈善总会这一专门性、全国性慈善组织的成立,表明政府开始接纳慈善事业,慈善事业在中国有了生存空间,从而揭开了中国慈善事业发展的新篇章。

三是20世纪末21世纪初严重的灾害和“全民慈善”现象的出现。1998年长江大水是新中国成立后遭遇的百年一遇的大水灾,在灾难面前,人们的慈善热情被极大地激发出来,社会捐款数量大增。此外,还有2008年的南方雪灾和汶川大地震。灾害发生后,中国红十字会、中华慈善总会等机构先后开通捐献电话与捐献账户,呼吁各界捐助。同时中华慈善总会联合多家机构举行赈灾义演,号召社会各界伸出援助之手,为灾区人民贡献一份力量。2008年至今,这也是中国慈善事业的当代转型期,转型尚未完成,仍在进行中。除开自然灾害、北京奥运会等重大事件催生了转型出现,近年来兴起的互联网慈善也为“全民慈善”提供了技术平台支持,说明中国慈善真正走出了地缘与文化双重意义上的熟人社区。

四是201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颁布实施。慈善法颁布前,我国虽制定了一批慈善法规,但立法层级较低,难以实施有效的法律规范。慈善法的颁布,标志着我国的慈善事业开始走上法治化建设道路,使我国慈善事业的发展有了基本法,慈善事业从此进入“依法行善、以法治善”的新阶段。对于规范慈善公益事业发展、激发社会各方积极性、培植慈善文化建设、促进慈善公益组织成长等方面的意义是不言而喻的。

五是2017年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的脱贫攻坚。党的十九大报告要坚持大扶贫格局,确保2020年实现全面小康之前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要动员和凝聚全社会力量广泛参与,构建政府、市场和社会“三位一体”的大扶贫格局。此外,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指出“完善社会救助、社会福利、慈善事业、优抚安置等制度”,充分彰显了慈善事业在我国社会治理中的重要作用。

【基金会行业40年人物系列专访】周秋光:向历史取经,做中国的基金会

CFF:虽然基金会这一组织类型在中国有40年历史,但2004年之前成立的基金会数量仅占总数的8%,2012年之后成立的基金会数量占总数的65%,大多数基金会属于年轻基金会。据您观察,这一现象是否对我国当代慈善文化的传承与创新带来影响?近年来,您观察到基金会行业产生了哪些慈善文化创新?

周秋光:基金会在中国只有40年历史的说法是不准确的。说40年历史是指改革开放以来,从1981年出现的第一家算起,正好40年。实际上民国时期就有了基金会,例如熊希龄在1932年创办有“熊朱义助儿童幸福基金社”,基金本金有白银6.2万两,大洋27.527714万元。以基金本金存储银行的息金办理分布在北京、天津、湖南三地的12项慈幼事业。此外还有1938年宋庆龄创办的中国福利会(其前身是保卫中国同盟,1945年改名中国福利基金会)。但总的来说民国时期的基金会数量不多。

新中国建立后,基金会陷入停滞。改革开放后,基金会得到恢复。1981年中国儿童少年基金会成立。1982年5月,宋庆龄基金会成立。1988年国务院制定《基金会管理办法》,对基金会的宗旨进行了明确规定。1994年4月,中华慈善总会建立。2004年国务院颁布《基金会管理条例》。中国第一家民办的非公募慈善机构是2004年7月7日在浙江省民政厅注册在温州成立的叶康松慈善基金会。首个国家级非公募慈善基金会是2005年6月14日由香江集团捐资成立的香江社会救助基金会。此后非公募基金会便呈迅速增长之势。从2007年436家增加至2017年4629家,十年间增加9倍有余。另从2011年底开始,非公募基金会数量便一直超过公募基金会,成为慈善组织的中坚力量。

年轻基金会对我国当代慈善文化的传承与创新带来的影响主要是:这些年轻基金会的发起人和从业人员都是更加年轻的一代人,他们思想活跃,勇于实践探索与创新,因此更具有开拓性,未来基金会的发展主要还是靠他们。他们在慈善文化创新方面会有更好的表现,但他们可能会不太重视慈善文化的传承。传承是慈善文化民族性的体现,创新是慈善文化时代性的体现,二者相辅相成,不可偏废。在慈善文化的传承上,需要对于年轻人以更多的引导。

近年来,我观察到的基金会行业的慈善文化创新主要有下面一些:

一是慈善基金的资本运营。基金会的基金有增值的需要,现在很多基金会基金增值能力不强。但一些基金会接受了外来的慈善资本运营的做法,这是一个创新。

二是基金会与信托部门合作。如2016年7月,新华信托发起成立了行业第一家由企业发起的公益基金会——重庆明天公益基金会,运用“公益基金会+慈善信托”的双平台运营模式,探索更规范、更具公信力的慈善事业运作机制。

三是基金会和企业的联动。在晚清民国时期,南通著名企业家张謇就践行“以商养善”的理念,即将企业部分利润注入慈善事业。基金会与企业的联动是传承与创新结合,如余彭年基金会和爱眼基金会是其典范。

四是基金会推出慈善项目,创立慈善品牌。如南都基金会的景行计划项目,借鉴战略性投资的理念,为有潜力产生大规模、系统性社会影响的公益机构提供3-5年资金、非资金等深度的机构支持。又如新公民计划,以项目招标的方式,资助非营利组织开展农民工子女教育。

五是基金会支持关于公益慈善的学术研究。如敦和基金会出资支持开展公益慈善研究,开办公益慈善论坛。

六是部分基金会联合起来,共同支持一些慈善项目。

七是基金会与政府合作开展公益创投。

八是基金会接受股权捐赠,如曹德旺将市值35.95亿的股权捐赠给河仁慈善基金会,开辟了基金会基金增值的新途径和多样性。

CFF:作为湖南乐创公益慈善发展中心创始人。您深知发展支持型社会组织(公益慈善基础设施组织),创新慈善公益运营模式对于未来中国慈善公益事业发展具有重大意义。公益慈善的思想和精神需要讨论、凝聚共识、被认可和传承,基金会行业的历史和记忆需要记录和沉淀。在这方面,您认为同为公益慈善基础设施的基金会论坛和长青图书馆应当发挥哪些价值和作用?

周秋光:“作为中国基金会领域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长的行业盛会,中国基金会发展论坛年会通过搭建基金会和政府部门、企业单位、学术机构、新闻媒体、其他公益组织之间交流合作平台,促进中国公益慈善事业健康有序发展。”这是对基金会论坛所发挥价值和作用的最好阐释。可以说,基金会论坛的搭建不仅加强了基金会行业间的交流与合作、协调各类慈善公益资源、逐渐实现互利共赢的目标,而且对于做强做大中国慈善公益事业,使其在国际舞台上占有一席之地并发挥重要作用,由此一层面观之,其价值和意义更是不言而喻的。

基金会论坛是可以通过搭建基金会和政府部门、企业单位、学术机构、新闻媒体、其他公益组织之间交流合作平台,促进中国公益慈善事业健康有序发展。当然,我们不能指望一两次论坛起到多大的作用,工作要慢慢做,慢慢产生影响。

长青图书馆可以利用自身的书籍与档案资料来做一些事情,例如组织相关的读书讨论会,迸发出思想的火花。图书馆是传播先进文化的阵地。长青图书馆作为国内首个公益慈善行业综合性图书馆,首先,它最重要的意义在于肩负起传承中国公益慈善行业历史记忆的重要任务,在整个慈善公益事业发展史中占据着不可取代的重要位置。其次,它着眼于提高民众的道德文化素养,培植公民的慈善意识,服务区域慈善文化建设,有利于在社会上形成浓厚的慈善文化氛围,营造健康向上的慈善环境。最后,它作为一项公益性的文化事业,其有效的慈善文化展示与交流,可以让广大民众平等的共同享用,这对于当前构建我国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建立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重要价值。

CFF:最近被广泛热议的“第三次分配”,普遍被认为是以慈善事业为主。慈善事业不仅要分好蛋糕,也要做大蛋糕。按照学者研究以及发达国家的参照标准,年度慈善捐赠占GDP比重稳定在1%(大约为1万亿元)以上,第三次分配对推动共同富裕的补充作用才算有实质性的体现。您如何看待中国基金会行业当前和未来在这方面的价值,以及政府和基金会之间应形成怎样的良性互动?

周秋光:近几年来,我国慈善捐赠势头稳中向好,但是跟欧美发达国家相比,他们70%的捐赠来自平民大众的小额捐款,而反观我国,62%的捐赠来自企业,真正的个人捐款仅占16%,可见,我国广大人民群众还没有形成完全捐赠的习惯。因此我觉得未来基金会在慈善捐赠这一层面,首要的是要营造“人人向善、人人慈善”的慈善氛围。再者,中国基金会未来的发展贡献,其注意力不仅仅要关注慈善捐赠的规模上,更重要的是要在服务内容和工作效率上多下功夫,特别是在扩大志愿服务上,我们还有很大的潜力亟需挖掘。

中国基金会的价值在于明确自身定位,服务发展大局,在国家走向共同富裕的道路上,发挥自身价值。现在全面脱贫已经实现,基金会要以更加积极的姿态助力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政府之于基金会的关系,从政府角度考量:政府要摆正位置,明确该做什么和不能做什么,民办官助才是合理定位。因此,政府对基金会的主要职责体现在政策方面的引导,法律方面的规范,舆论上的宣传以及支持与监督等方面。

从基金会自身角度考虑:首先,基金会除加强自身能力建设外,要主动接受政府的监督与管理。其次,基金会以其独特的优势在社会救济领域补位和承接政府社会保障无法兼顾的地方,与政府形成救助合力,发挥综合救助效应。最后,要搭建政府与基金会之间的信息共享平台,通过救助信息共享化效应,不仅减轻了政府的负担,也降低了基金会的运行成本,以此实现政府与基金会之间的良性互动。

CFF:如果用2个关键词概况中国基金会行业过去40年的发展,您会选择哪两个词?

周秋光:砥砺前行,稳中向好。

CFF:基金会论坛2021年会的主题是“迈上新征程的中国基金会”。您期待我国基金会行业在未来5年乃至10年实现怎样的突破?

周秋光:2020年,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中提出了“发挥第三次分配作用,发展慈善事业,改善收入和财富分配格局”“发挥群团组织和社会组织在社会治理中的作用,畅通和规范市场主体、新社会阶层、社会工作者和志愿者等参与社会治理的途径”等重要内容。新征程亦是新起点,在未来,我国基金会发展将会有更广阔的平台。

一是要完善组织机构,吸引专业人才。要规范完善内部治理机制,加强自身能力建设;充分重视慈善文化建设,普及慈善文化知识;协调发展各区域间基金会的数量与规模;为人才提供良好的发展空间,明确发展方向;对专业从业人员的薪酬按市场化运作,提供基本社会保障;加强对基金会从业人员的在岗专业化培训,以此提高基金会的运作效率;完善人才评价体系,对基金会工作内容从职业化的角度进行规范设置,保证从业者在发展中有合理的职务晋升空间,避免人才资源的浪费。

二是要改善投资理念,加强创新项目运作能力。资金是基金会生存发展之本,必须做大增值。新时代公益领域不断开拓,狭隘的募捐渠道已不能满足公益项目增加的需求。因此,要重视基金会创新项目的规划,正确找准项目管理在基金会运作过程中的定位,优化组织架构,理顺内部部门间的关系,让项目的运作和管理更具专业化和得到很好的贯彻落实。

三是要健全外部制度保障,强化社会舆论监督。主动信息披露,将自身曝露于社会第三方监督之下,以此增强捐赠氛围,提升基金会的影响力和项目认可度。同时建立信息披露制度,也需要其他一些制度与之相配合,例如规范财务制度,加强财务监督。虽然实施信息透明制度会给公益基金会的经营增加一定的成本支出,但从长远来看会提高在该领域的公信度和资金利用效率。

总之,基金会的健康、有序、稳定发展,是一个长期性、艰巨性、复杂性的任务,不可能是一蹴而就的事情,亦不可能各项事务齐头并进。正因如此,才更要有敢打敢拼的劲头和长期奋斗的打算。

见习编辑:周南 主编:文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