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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路多癌种早筛 燃石医学创始人汉雨生:预计10年投入超20亿,我们有耐心「华夏大健康产业高峰论坛」|癌症|肝癌|肿瘤标志物|肺癌

燃石医学创始人兼CEO汉雨生

本报华夏时报记者崔笑天 北京报道

“整个癌症早筛早检行业还属于非常早期的阶段,希望大家有点耐心。我们的前景是非常光明的。”燃石医学创始人兼CEO汉雨生如是说。

近年来,由于潜在市场广阔,癌症早筛行业备受关注。据东吴证券研报数据显示,肠癌、肝癌等单癌种早筛产品临床意义明确,渗透率有望不断提升,对应2030年市场规模多在百亿元以上;而面向健康人群的多癌种早筛产品市场规模则更为巨大。

不过,目前国内尚未有多癌种早筛产品问世,相较单癌种,其无论是研发难度还是研发成本都要高出一个数量级,并且后续的获证与商业化未有先例可循。汉雨生表示,自2016年至今,燃石医学已在多癌种早筛领域投入约10亿元,未来至少还要投入至少10亿元。这与新药研发的“双十定律”无异。

在11月26日举办的2021首届华夏大健康产业高峰论坛上,《华夏时报》记者专访了汉雨生,具体聊了关于多癌种早筛的技术突破与获证难度,及其未来的应用前景。以下为访谈内容,有删减。

《华夏时报》:我们看到现在已经有很多单癌种的早筛产品上市销售了,而多癌种在国内市场上还是空白,它的研发难度有多大?

汉雨生:确实难度要大很多。首先涉及到的就是生物标志物的数量会非常大,不光要用到二代测序技术,还要用到机器学习技术。

比如做单癌种的早筛早检,基本上大家用的生物标志物的个数是10个左右,查1个癌种。而多癌种要想保持敏感性、特异性,甚至现在我们的产品(6癌种早检研发数据)在有些癌种的敏感性、特异性超过单癌种很多,我们测的位点数是16万个。

两相比较,一个是10个左右的位点,一个是16万个左右的位点。所以无论是前面的试验、二代测序建库的技术,还是后面的机器学习的方法,差别非常大,不是一个数量级。

还有一点,做多癌种的难度还包括组织溯源。一个受试者去查了有没有肿瘤,如果有疑似阳性的情况,我们不光要告诉受试者有没有阳性信号,还要告诉他是来自于哪个器官,这样才会有的放矢去进行下一步的检测。单癌种的产品不需要这样的一些东西。所以你可以看到无论是从数据量还是从指标的多维度来讲,差别都是非常巨大。

燃石6癌种的产品是从2016年开始做研发的,去年下半年发布了数据,同时我们在做覆盖9癌种和22癌种两个大型万人临床试验。9癌种是跟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合作的,22癌种是跟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合作的,像这种大型临床试验,投入也都会比较大。我们希望9癌种在明年能有一个初步的结果出来,22癌种可能要等到2024年。

从我们初步的一些数据看,9癌种的数据可能在敏感性、特异性上会比现在的6癌种更进一步提高,因为里面加入了一些多组学的指标,比如蛋白层面的,比如Micro-RNA层面的。

《华夏时报》:现在是不是利用多组学指标研发早筛产品是一个很流行的趋势,有很多家早筛公司也在做这种尝试。

汉雨生:我们不是把它看做一个趋势,而是看它实际上能为检测性能带来什么样的提高。

比如蛋白类的指标,还有像肿瘤标志物这样的指标,其实肿瘤标志物并不是筛查类的指标,但是如果你把它放在筛查类的产品里面的话,能提高敏感性。而像现在我们用的表观遗传学的一些指标,像甲基化这些,是因为它在特异性上有非常好的表现,所以结合在一起会让结果更好一些。

总体来讲,我们要看通过什么样的方法能使得肿瘤筛查或者早筛早检变得敏感性也高、特异性也高,是奔着这样的目标(来做的)。

《华夏时报》:你也说早筛产品另一个目标就是让人人都负担得起,加入了蛋白这些指标,会造成产品成本的增加吗?性价比会降低吗?

汉雨生:性价比肯定是提高了,但是成本在短期内会有一点提高,然而像我们刚开始说的,医疗类的产品只要量大了之后,后面产品的成本都会逐渐往下降。

《华夏时报》:现阶段癌症早筛早检主要可以压缩的成本,或者说占大部分的成本,是测序这块成本吗?

汉雨生:测序是一个重要的部分,但它并不是最投入最多的地方。我们投入最多的地方实际上是在研发和临床试验,与一般的药物研发相比,至少花的时间是一个数量级的。燃石从2016年到现在,在早筛早检上面的研发投入已经有10亿人民币,未来几年可能还会再砸至少10亿人民币进去。所以一个产品从最开始的研发到最后拿证,整个过程可能就要历时10年,砸进去20多个亿,才有可能出来一个代带证的产品,这是多癌种的特点。

如果单癌种的话会便宜很多,时间也会大幅缩短,投入资金体量我们估计是1/10这样。

《华夏时报》:所以燃石为什么选择去做多癌种,不选择更容易的单癌种?

汉雨生:首先,多癌种它的(综合)敏感性和特异性都会更好一些,也就是查得更准。另外一点,我们要看未来老百姓的需求是什么。作为一个无症状的人去检查身体健康与否,肯定不是想只看身上的单一器官,而是想做一个检测,查一下全身有没有问题。

如果我身上这么多器官,你就能告诉我一个器官(有没有问题),我会想还要不要做这个事情,也许会做,也许不会做,所以它市场的体量就不会(像多癌种)这么大。单癌种能给整个社会提供的价值跟多癌种相比,我觉得还是有限的。

《华夏时报》:具体来看,单癌种和多癌种应用场景有何区别?是否院内市场更容易接受单癌种这种明确的针对某个癌种的检测?多癌种更适合在体检机构?

汉雨生:你指的院内我不知道怎么定义,比如公立三甲医院的体检科,我们也是把它定义为院内的。因为多癌种本身就是主打体检人群,其实中国的高端体检大多数还在公立三甲医院,整个社会对公立三甲医院重大疾病的检出还是更加信任一些。

关于应用场景的问题,我们看单癌种的研发方向,基本上是以高危因素、高危人群富集的情况去做研发的。比如肝癌会有乙肝病毒携带者或者是肝硬化的这种前症指标,肠癌有便隐血之类的指标,人群富集后,其实敏感性和特异性是相对容易上去的。

而多癌种是针对中等风险人群。什么叫中等风险人群?我们以年龄为划线,如果看中国的统计学数据,从40岁开始患癌的风险开始增加,50岁以上大幅增加。而且除了一些特定的癌种外,很多癌种并不具有遗传性的,具有散发性。想从这些散发性的癌种中明确定义高危人群并不是特别容易,而年龄是一个非常核心的指标。因为肿瘤的发展基本上是跟基因变异是高度相关,基因变异怎么产生?细胞(中的遗传物质)复制多了,它出错的概率就大,所以跟年龄是有高度相关性。

所以在我们的多癌种里面,直接以年龄做一个划分线。你可以想象在这种情况下,受检人群没有经过高度富集的,所以哪怕你看多癌种跟单癌种筛查产品同样的敏感性、特异性,都要看是在哪个人群做出来的,风险富集人群做出来,更容易参数好看一些。

如果针对未来体检市场,都是无症状人群,要做出来好的敏感性和特异性,难度更大一些。但应用场景也会非常广泛,可以想象如果40或者是50岁以上的人群,每人每年去做一次的话,这个市场就会极大。

当然市场是一方面,社会意义更大,它会使中国癌症人群的5年生存率大幅增加,助力“健康中国2030”目标的实现。

《华夏时报》:单癌种早筛是不是和辅助诊断之间的界限比较模糊?

汉雨生:我觉得筛查就是筛查,辅助诊断就是辅助诊断,但在社会上大家还是非常容易混淆。这个事情还是要非常明晰地说,国家药监局批下来的是什么样的适应用途,它就应该是什么样的适应用途。

《华夏时报》:癌症早筛行业现在只有一家拿证了,而二代测序(NGS)技术的产品还没有拿到证,燃石又是多癌种,拿证的难度是否更大?需要有怎么样的突破?

汉雨生:这确实是挑战。因为一管血做多癌种的检测,尤其是我们又希望能以年龄为划线去做注册申报的话,目前还没有同类的产品在市面上出现过,无论从技术上还是从临床试验上,确实挑战大。

但我觉得好处就在于,现在中国医疗器械的监管部门、体外诊断的监管部门,他们的知识非常丰富,而且愿意积极沟通,帮助企业一起去实现2030年健康中国的规划。我们的讨论都在非常务实地向前推动,至于什么时候这扇门最终打开,我们也拭目以待。

其实FDA(美国食药监局)也给了多癌种早筛产品突破性审批的一个好的案例。我们可以借鉴一些经验。更重要的是,怎么按照中国实际的国情去做审批,会有相似的地方,也会有不同的地方。

《华夏时报》:现在癌症早筛产品有两种商业化落地的途径,一种是LDT(中心实验室),一种是IVD也就是拿证。两种模式拓展市场的方式有什么不同?拿证的市场空间更大吗?

汉雨生:所有的医疗产品,肯定是拿证之后空间更大的,因为你多了一种选择,既能在中心实验室里做,也能在院内自己的平台去做,这是一个肯定的答案。不过目前,关于LDT的细则,国家有关部门也在积极地推动中,我们也关注细则落地之后,会怎样去改变这个行业的格局。

《华夏时报》:所以燃石未来有成熟的产品推出,也会先以LDT的方式试水?

汉雨生:法规允许的话(是的)。只要在法规允许的范围之内,我们还是会非常积极地去进行商业化的。

《华夏时报》:近期的早筛企业股价的表现都不太稳定,大部分企业仍处于亏损状态。怎样评价这种现象?是不是资本市场对于行业的信心不太足?

汉雨生: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最开始大家对早筛行业充满了巨大期待,因为中国40岁以上有7亿人,如果每人每年做一次,这是一个无比巨大的市场。虽然未来的市场是广阔的,但我觉得大家要有点耐心,早筛早检如果要想惠及全民,需要时间过程。

最核心的一点,是百姓的健康意识有没有觉醒,对于防癌这件事情有没有重视并且有正确的认知,然后才可以谈到大家如何去购买。

我们做过一个千人的问卷,面向的都是年收入50-500万元之间,本科以上学历的人群,按说已经是中国高知识水平且比较富裕的家庭。

可是调查出来的结果让我们非常意外,80%多的消费者不知道肿瘤筛查有哪些方法,像低剂量螺旋CT这样的字样,基本上你是听不到的,能说出来肠镜已经算是非常不错。还有一些人能说出来肿瘤标志物,但肿瘤标志物其实并不是一个特别好的筛查手段。80%以上的人不知道一个肿瘤有哪些筛查方法。

更令我们惊讶的,几乎100%的人不知道肿瘤早期发现跟晚期发现到底有什么样的获益差别。肿瘤早期发现跟晚期发现,5年生存率会相差10倍。这与业内的感受完全不一样。

我们还发现另外一个有趣的现象,其实不光是老百姓不知道,很多医生对于他们自己科室外的东西都不知道,比如有一些做专注于肺癌的医生,他可能不知道肝癌I期和IV期患者的获益到底是什么样的,同样,做肝癌的医生可能也不知道肺癌方面的这些数据。所以你可以想象,整个社会对于防癌筛查的意识和认知,还是处在一个比较早期的阶段。

还有另外一个数字,你可能会觉得更有意思,在中国目前的情况下,如果你想做好一点的防癌体检,比如包括了肠镜、胃镜的体检,这些项目加在一块都需要在4000多元以上。

而中国做5000元以上体检的人群,在整个人群里面其实占了很小的比例,每年大概只有不到200万人。你可以想象中间的差有多大。中国40岁以上有7亿人,哪怕其中5%的人去做,也应该有3500万人。但实际上每年在做的只有200万人,所以认知的差异非常大。

所以如果这个市场想获得巨大提升的话,防癌知识教育和普及这些事情是非常需要去做的。我们作为企业的领导者,肯定要想一想怎样把这个观念传递下去,然后你要有明确的预期,它是一个需要去做市场教育的事情。

另外,资本市场我觉得要看是长线还是短线的基金,因为最近一些特定股票的下跌,可能是短线的基金觉得短期内看不到销售额起来。但是对于做长线的基金来讲,大家看的不是未来一两年的事情,我们如果看5-10年的话,这个行业一定会非常繁荣。

《华夏时报》:做防癌体检人数这么少,这完全是由于认知差异导致的吗?

汉雨生:认知差异是一方面,不过哪怕认知差异弥合了,其实现在市场上也解决不了这么多肿瘤早期筛查的问题,会存在这样的一个情况,如果大家都去做相关的影像学或者是腔镜类检测的话,医院相关的资源真的无法满足:一是需要设备,二是需要训练有素的医生。

现在公立三甲医院的医生都在非常拼命地治病救人,大多数公立医院每天能分配给体检科的胃肠镜以及核磁的检查次数,可能是胃肠镜20个左右,核磁可能也差不多是这样的数量,这是很正常的一个情况。现在医疗资源的天花板是接受不了这么多筛查的,这也从另外一个角度说明,如果我们能做一些标准化的、不需要太多医生介入的筛查类产品,会大幅提高筛查的可及性。

《华夏时报》:回到刚刚的话题,现在大部分早筛公司都处于亏损阶段,一方面是要在研发上投入很多成本,另一方面是市场处于初期,还要进行市场教育?

汉雨生:是。我们对这个事情其实不着急,我们知道做这个事就一定要有耐心,要等得起,要沉下心,踏踏实实地把产品做出来,把市场教育一步一步地推进。既然认定这是一个长远的方向,做起事情来就不会慌。像你刚才说的股价波动,这都是小事。只要我们把价值做出来,价格永远是会回归的。

《华夏时报》:早筛产品未来最大的支付方是谁?

汉雨生:从目前体检的情况来看,高端体检、防癌体检基本上支付方都是以个人为主。我们刚才说的,稍微做点腔镜、影像类的检查,就需要5000块钱,目前很难让医保给你付几千块钱去做体检。

但再往长远一点看,比如10年有没有可能进医保?10年之后,做一个多癌种的筛查,22癌种的筛查可能会降到1000块钱,大家算一算,一个癌种折合下来只有50块钱,听起来这个事就很划算,从卫生经济学的角度来讲,一旦具备了性价比,我觉得就有可能进入。

所以,进入医保的产品一定是产品成熟度比较高、卫生经济学算得过来账的时候才会进。在开始的时候,肯定大家还是走商业保险或者个人自付费。

责任编辑:方凤娇 主编:陈岩鹏